在被占领的西岸，巴勒斯坦活动家阿瓦达·哈塔林的生命终结于以色列定居者伊诺恩·莱维的枪口之下。然而，死亡并非抗争的终点，一场围绕他遗体和葬礼的角力全民配资，才刚刚开始。哈塔林被枪杀十天后，他的家人终于等回了他的遗体，但他们迎来的不是安宁的告别，而是另一场羞辱和对抗。
这起事件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荒诞的对比。哈塔林手无寸铁，在距离枪手35米外倒下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构成威胁。然而，他和他的同胞从一开始就被以色列警方和士兵视为嫌疑人。事件发生后，包括哈塔林亲属在内的20名村民被捕，军队迅速封锁了村庄，连家属搭建的简陋哀悼帐篷也在第二天就被夷为平地。
杀人者回家，受害者无处安葬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枪手莱维的境遇。他在枪杀哈塔林的第二天，就被批准居家监禁。到了周五，他已完全恢复自由，可以随意出入这个他曾施暴的村庄周边。一个夺走他人生命的人如此轻易地脱身，而被他杀害的人，其遗体却成了被扣押的“物证”，迟迟无法入土为安。
这种对死者及其家属的刁难，是以色列当局对待巴勒斯坦人的一贯策略。扣押遗体长达十天，这本身就是对一个家庭和社区最沉重的精神打击。哈塔林的兄弟易卜拉欣悲痛地表示：“埋葬他是自然的人权，但他们剥夺了我们这一权利长达十天。”这种漫长的等待，让悲伤无处安放，每一天都是煎熬。
连葬礼都要“审批”？
当遗体终于获准归还时，一系列苛刻到荒唐的条件也随之而来。军方最初以乌姆·阿尔-凯尔社区的墓地“非法”为由，要求葬礼必须改到附近的雅塔市举行。这无异于让一个灵魂无法回归故土。他们甚至禁止家属搭建任何形式的哀悼帐篷，剥夺亲友寄托哀思的空间。
随后，当局又抛出一个更加离谱的方案：允许家属在夜间下葬，但出席人数绝不能超过15人。对于一个在社区备受尊敬的教师和活动家来说，这种限制不仅是对死者的不敬，更是对整个社区情感的粗暴践踏。这些要求，无一不在挑战着一个悲痛家庭的尊严底线。
一纸空文的协议
在家属律师塔米尔·布兰克的努力下，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。在以色列最高法院就遗体释放举行听证会前，律师与政府代表达成了一份白纸黑字的协议。协议写得很清楚，允许哈塔林安葬在与他家乡同名的附近村庄，并且明确规定“不得对葬礼出席人数或搭建哀悼帐篷设置限制”。
然而，这份看似保障了尊严的协议，在8月7日葬礼当天变成了一张废纸。当送葬队伍抵达时，早已等候在此的军方和警察公然违背承诺。他们设立了检查站，封锁了通往村庄的主要道路，并宣布该地区为封闭军事区，强行阻止任何非本村居民参加葬礼，这其中就包括哈塔林生前的朋友和远道而来的活动人士。
律师布兰克愤怒地向最高法院提交了紧急请愿书，抗议军方“对协议的公然违反”。讽刺的是，法院虽然在葬礼期间举行了听证会，法官们也一致认为协议遭到了破坏，但他们要求政府进行的“磋商”一直持续到葬礼结束之后。政府则以协议允许“根据安全需要”实施限制为借口，为军方的行为辩护。法律的承诺在军靴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
冲破封锁的送葬路
尽管面临重重阻碍，送葬的人们并未放弃。许多人被迫绕行崎岖的泥土路，才得以抵达现场，导致整个仪式被延迟。最终，在数十名居民和一小群突破封锁的活动人士的护送下，哈塔林的遗体从清真寺被抬往墓地。这是一支安静的队伍，没有激昂的口号，也没有飘扬的旗帜，只有压抑的悲伤和无声的坚毅。
即便如此，从主干道到墓地的短短路途上，依然设有至少三个检查站。葬礼结束后，村庄的入口被封锁了数小时，阻止前来吊唁的人向家属致哀。哈塔林的另一位兄弟阿齐兹说：“占领当局试图阻止我们埋葬他，但我们突破了封锁。他最终被埋葬在乌姆·阿尔-凯尔。这就是‘坚韧’，是这个村庄向占领当局传递的信息。”
结语
哈塔林的表弟塔里克说，他觉得“自己的一半已经死了”。对于这个家庭和社区而言，哈塔林不只是一个名字，他是一位教师、三个孩子的父亲、一位和平的朋友。他理应得到一个体面的葬礼。然而，在这片土地上，连死亡的尊严也需要靠抗争去赢取。葬礼结束后，他的朋友们久久地停留在坟墓旁，用沉默表达着最后的告别。
这场斗争并未随着尘土的掩埋而结束。就在最近，另一台属于定居者的挖掘机再次开进村庄的土地，作业时损坏了一条为乌姆·阿尔-凯尔村半数家庭供水的水管。截至发稿时全民配资，水管仍未修复。生活在继续，压迫也在继续，而那份在悲伤中淬炼出的坚韧，也将继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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